
从明治维新之后,日本迅速完成了国家体制的现代化建设,其军队也在这一时期正式成型。然而,自那时起,日本军队便常常被贴上“野蛮”的标签,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其残暴行径被认为是所有参战国中最为惨烈的。人们常常会追问,这种极端的暴行是否与日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。然而,如果深入剖析,这种野蛮并不是某一民族或国家独有的特质,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基因烙印。
回溯远古,人类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任何优势,单个个体面对野兽往往毫无还手之力。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,最终主宰地球,靠的是抱团取暖、共同协作。智人通过群居生活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,彼此互相保护,分享工具和知识,这才建立了生存优势。而同一时期体格更强壮的直立人却因为缺乏合作精神,甚至沦落到自相残杀,最终被淘汰。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就是他们互相猎食的残酷印记。
这种群居社会中的“互相克制”逐渐演化成了更高级的规则和秩序。即便在现代社会,法律体系再完善,犯罪依旧无法彻底消除,各种极端残忍的事件仍时有发生。比如,唐山烧烤店的恶性打人事件就让人们重新审视了人性深处的阴暗面。这并非文化教化的缺失,而是人性本恶在某些极端情境下的爆发。古今中外,无论是西方强调“原罪”的宗教观念,还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“人性本恶需以法治之”的法家思想,本质上都是试图通过规则和制度约束这种野蛮的本能。
展开剩余56%再看日本。自明治维新后,日本迅速跃升为世界列强之一,经济、科技和军事实力都进入了一流水平。即使近年来日本经济被诟病停滞,它仍稳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位置,其社会运行效率和法治严密性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顶尖的。普通日本民众普遍遵守法律与规则,这使得社会高度有序。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其军队中的野蛮行为是基因或文化的必然产物。
事实上,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,本质上是国家机器推动下的集体行为,而非个人恶行的自然释放。那些来自治安良好、秩序稳定社会的普通士兵,在军队中经历了近乎残酷的训练和严苛的军法约束后,仍能在侵华战场上展现出极端的残忍,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在明确的命令和潜规则驱使下行事。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其他惨案,背后都有清晰的系统性指令,且违抗这些“规则”的士兵往往会遭到严厉惩罚。因此,将这些暴行简单归因于日本传统文化或民族劣根性,显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谬误。
必须正视的一点是:侵华战争中的种种罪行,是以国家意志为核心的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暴力。士兵们的个人罪行只是附着于国家机器制造的大恶之上。理解这一点,才能避免陷入情绪化的偏见,也才能真正认识到历史的深刻教训——野蛮并非某一群体独有,而是在特定制度与环境中被放大、被操控的人性阴影。
发布于:天津市恒盛智投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